目前分類:自我勵志與人生感嘆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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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許多人成天嘴上喊著"愛台灣”,喊得聲嘶力竭;但也有人從不說愛台灣,他們甚至是外國人,可是真正為這塊土地上的人民付出.什麼是真愛?自在人心.



一個美國人,一群泰雅部落的小朋友,原本湊不在一起。

但丹尼爾繞了地球大半圈,走進了新竹尖石石磊國小。

他在美國當了十年的工程師,現在交大攻讀電信博士,論資歷,大可到竹科晶圓廠當個人人稱羨的科技新貴。

然而,他卻選擇一條別人不走的路。



三年前,丹尼爾聽說尖石鄉後山的石磊國小,缺少英語老師,便自告奮勇來這裡教英文。這不是一時興起,也不是玩票混充。光是這條六十公里的山路,就令人喪氣,山高路遠,崎嶇凶險,曾有二位石磊國小的校長上班途中墜谷身亡。

這麼危險的道路卻不曾阻退丹尼爾的決心。

過去三年來,他總在半夜騎著腳踏車,從鬧區的交通大學,一步一腳印,來到海拔一千七百公尺偏遠的泰雅部落。颳風、下雨,甚至罕見的下雪天,他都從不缺席。

只因這裡有一群泰雅族的小朋友,等他上一堂原汁原味的英文課。

這條連汽車走來都費力的路,一個四十歲的外國人,連續三年無怨無悔走了兩千公里。

沒有金錢,沒有物質的回饋,在這條人跡罕至的道路上,丹尼爾到底在追求什麼?

凌晨三點十分,丹尼爾從交大研究生宿舍,推出腳踏車。一腳踩著踏板,用力一蹬,腳踏車往前滑動,像一艘獨木舟,悄悄沒入黑暗。

這一天,二○○五年聖誕節剛過的隔天,寒流未退,凌晨氣溫只有十二度,全台灣還在溫暖被窩裡深眠,丹尼爾已踏上他的征途。

他要騎車一路到竹東、內灣,再到尖石,再進去,繼續往偏遠後山挺進,要到海拔一七○○公尺,一個叫做石磊國小的原住民部落,教英文。



騎腳踏車上山,每次得花約六小時翻山越嶺



這堂英文課專為全校五十三名從幼稚園到六年級的孩子而開,沒有漂亮的招牌,沒有冷氣教室,也不可能有專車接送;但這堂課,比這一切都還要昂貴、特別得多。因為這是一堂,用雙腳的力氣騎腳踏車,翻山越嶺來回一百二十公里的英文課。

三年前,丹尼爾一位在石磊國小教書的朋友,告訴他:「石磊國小招不到英文老師。」這句話聽在他的耳裡,產生奇妙的吸引力。在別人的需要上,他看到自己的責任。那時,他來台灣才一年,剛進交大電信工程研究所,是個靠獎學金過日子的窮學生,一無所有,但至少他這一口道地的英文,總是有點用處。他自告奮勇,來這個偏遠的泰雅族部落教英文,而且一教就三年。

丹尼爾說:「我從來沒有算過,這三年來,總共騎了多少公里。」他惟一念念不忘的是:絕對不能缺課。石磊國小校長廖經華回想,丹尼爾惟一一次沒準時到學校,就是因為腳踏車在半路壞了,老師開車去接他,全校英文課還被迫延到隔天。

來台灣前,丹尼爾在美國做了將近十年的無線網路科技的工程師。以他的學歷、資歷,他大可穩穩當當做坐領高薪的科技新貴。然而,他選了一條別人不走的路。

在市區平地,丹尼爾騎車的速度相當快。時間還早,路燈打著孤寂的光,流星般劃過他橄欖球形的頭盔。半個小時之後,他便到了竹東,停了一會兒,在路邊吃兩個御飯糰,當今天的第一頓早餐,為接下來的山路補充能量。

過了內灣轉向尖石大橋,道路陡升,越進山區,路燈越少,天空就越發明亮,滿天的星星,像針扎似的一點一點在黑幕上透著亮。

一彎弦月像忠貞的守衛,他關掉車燈,黑暗裡眼前浮現一條白白的、蜿蜒的山路,間歇的呼吸、交雜鉸鏈和齒輪囓咬的聲音,丹尼爾,在月光下急急趕路。

這是一條人跡罕至的山路。別說是深夜,就連白天,也少有人行,斷頭路還掛個公告「因縣府經費有限,本路只能修築至此……」只有丹尼爾懂得如何在暗地裡辨識它們。

山路上的流浪狗,也認得丹尼爾。每回上山,他在早餐外,總會另外準備七、八顆茶葉蛋餵狗,這些狗原本又叫又咬的,後來吃了美食便「一試成主顧」般,遠遠看到他,就搖著尾巴追隨他。他對無人憐愛的野狗,尚且如此,那對這群窩居在山上的泰雅孩子,他的熱情就更熾烈了。



不畏山路凶險,享受「晨光」,獨自面對磨難



轉過錦屏大橋,有一段長達一、兩公里的爬坡路,這段窄谷像是一座山硬生生從上往下劈成兩半,道路沿河谷而攀升,對山望去是令人敬畏的岩壁。

一路上,他總是抿著嘴,靜默無語,把長途騎車所需的耐力封存在體內。在黎明將臨的時刻,這條路也逐漸甦醒過來,山勢漸漸明朗,幾棵楓樹,像燃燒自己似的,在絕岩峭壁間放彩,丹尼爾無暇他顧,埋首苦幹的腳步,虔敬莊嚴有如修士的晨禱。

丹尼爾(Daniel Greenhoe)有個中文名字叫「葛晨光」,「葛」是他的姓,「晨光」是他從字典裡找到的名字,「我很喜歡早起的感覺」他說。他早起不為享受,某個意義更近於受苦,他每踩下一步,身體某處就傳來一陣疼痛。

這趟路,總共要越過三個山頭,爬往標高一九一四公尺的李崠山那一段山路最難走。

尤其,九二一地震後,山脈骨肉分離,稍微下場大雨,就山崩路毀。最窄的道路,僅可容車,路基的一半,早已連同樹木滑落山谷底。每年一億元修補道路,仍是修了又坍,坍了又修,從來沒有一個時刻好過。

山路的凶險,沒有走過的人不會知道。石磊國小創校至今,已有二位校長在上班途中不幸墜落山谷身亡。

丹尼爾並不擔心這些,他的心落定在石磊那群小朋友。為了配合丹尼爾來上課的時間,全校六個年級的英文課,全都排在周一下午,外加上幼稚園,丹尼爾得一連上四節課。「我喜歡看他們,看到我來的那種smile。」每次問丹尼爾為何冒險辛苦到石磊教英文,他總努力用中文這樣回答,「不能讓他們覺得失望。」

其實,丹尼爾不是每次都遇著好天氣,遇到雨天,因雨衣窒悶難受,乾脆任雨淋溼全身;春末、冬初兩季霧鎖森林,步步涉險,一不小心就可能掉到深谷裡去。

○四年元旦,山區意外下起了雪,城裡人趕來這裡盡興,交通阻塞了一兩公里,丹尼爾邊騎邊繞過賞雪人,「人很多,路很滑,我騎得很久,不可思議,台灣也會下雪。」



春冬兩季雨急霧濃,每分每秒皆如與死神搏鬥



現在,丹尼爾戴著帽子,高高站在踏板上,弓著背,賣力地踩踏板。他緩緩擦過我身邊時,只聽到他深重的喘息,呼哧呼哧,像一頭賣命往前衝的鬥牛。

這整條山路,再也看不到第二輛腳踏車了,連車子都覺得吃力的山路,丹尼爾全靠自己的一雙腳。騎在危險的地方,或高速衝下陡坡時,丹尼爾便在心裡默默禱告:「請求上帝保護我,給我的身體、我的腳踏車、我的行人都得到幫助。」

早上九點半,丹尼爾越過玉峰村的第三座一千七百公尺山頭,終於到了學校,他邊喘氣,邊看自己的手錶,他為自己設定的電子馬錶顯示「5:46」。丹尼爾上氣不接下氣說:「今天騎得不夠好,沒有進步。」

其實,以前他要花八個小時才能到學校,三年間練下來,已經大大進步了二個小時。每每他汗流浹背來到石磊,小朋友說:「天氣熱的時候,丹尼爾老師像剛從水裡爬上來的人。」冬天時,他的汗從內裡透出外衣,汗漬斑斑。

這一天,丹尼爾來到學校的時候,小朋友都在上課,小小的校區很安靜,惟一熱情迎接丹尼爾來到的是一隻學校收養的流浪狗。

不明就裡的人總愛問丹尼爾:「你為什麼不騎摩托車,或搭便車到石磊呢?」丹尼爾總用中文很努力地說:「我喜歡騎車,正因為它不容易、很困難,所以fun,很有成就感。路如果是平的,就不好玩了,路如果壞掉,這樣騎起來才有意思,越有一種挑戰感覺。」這有限的字句裡,濃縮了丹尼爾的人生哲學。

丹尼爾的家鄉在美國五大湖區的密西根州,一個靠近黛比湖﹝Derby Lake﹞的小鎮,他的父母現在都退休了,爸爸是電腦程式工程師,母親是牙醫助理,家境只算小康。「我爸非常有耐心,我媽心腸很軟,在美國看牙醫很貴,她常幫人清潔房子賺零用金,來幫助病患。」



大學畢業後四處遊歷,越落後的地方越愛去



他從密西根州立科技大學畢業後,遊歷過不少國家,他到過緬甸、柬埔寨、越南、菲律賓,也曾在非洲迦納待過二年,還染上瘧疾,差點喪命,但他卻深愛這些地方,朋友笑他說:「越落後的地方他越愛去。」

丹尼爾來台灣純屬偶然。二○○一年,他原任職的美國一家無線網路設備公司,因為台灣設有分公司,他的頂頭上司,知道丹尼爾對研究有興趣,便鼓勵他來交大進修,丹尼爾通過申請就來了。

他的指導教授陳伯寧說:「丹尼爾就算在怪人很多的美國,也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人。」有一年他代表交大電信系,去日本參加一場學術會議,看到高樓大廈底下很多流浪漢,就到超市買了萵苣和水果送給遊民吃,結果遊民收下水果,退回萵苣,因為沒辦法煮,丹尼爾只好帶回飯店自己吃。陳老師說:「他做這些事情,找不到一絲勉強,全部都自然而不刻意。」

在學校,丹尼爾是一位安靜用功的學生,老師強調他「從不蹺課」,做事是實實在在,寫出的程式極為規律而漂亮。他攻讀博士,不為謀生,而是出於純粹理論的興趣。

陳老師知道丹尼爾這幾年老往石磊跑,他搖搖頭,既佩服又不解地說:「我再也沒見過一個四十歲的人,沒有房子、車子、沒有任何生涯規畫,卻一點也不擔心。」

正面看丹尼爾的臉,感覺很瘦長,下顎方正有力(可能是咬牙踩腳踏車練出來的)。他有一雙如同梵谷碧藍如青瓷的眼睛,褐色短髮,細細寒毛在陽光下閃閃發亮。丹尼爾當然不像梵谷這般瘋狂,在這個生產狂熱、消費狂熱的年代,他絕不是沒有熱情,只是把熱情投注到和賺錢完全無關的事。

騎到學校,丹尼爾不久就不見人影,原來在房間裡備課。校長說:「在這裡三年,他教書很認真,不會因為是自己的母語就隨便。」丹尼爾還自己製作教學圖案及教學卡片,掛在校園裡。



山區教育資源缺乏,自己動手製作教學工具



一般老師,願意來到這個窮困的泰雅山區的,原本就不多,而石磊這裡,路途遙遠,大半師生得天天住校,假日才能下山,能耐得住寂寞的老師,就更難得可敬了。

但是丹尼爾來石磊已經三年了,這裡待最久的老師也只是三年,這幾年間校長也換了三任。一位老外,卻意外成為石磊最資深的英文老師。他來之後,學校才慢慢補足了一位正規的英文老師,又爭取了一位替代役老師,聯手教英文。

丹尼爾老是說,學校的英文老師很好,很優秀,他只是在「服侍最小的弟兄」,也就是扶持最弱小的人。山裡教育資源奇缺,文化刺激很少,再加上原住民的弱勢,這些泰雅族的後裔,面對的是複雜的未來世界。

問他希望帶給石磊小朋友什麼影響?丹尼爾回答說:「我希望他們覺得有人care(關心︶他們,知道自己很重要、很重要,不要放棄。」在台灣社會都快遺忘這群人的時候,丹尼爾眼中,他們顯得無比珍貴,「我覺得原住民很重要,全世界的原住民都在消失中,我很寶貴有機會認識他們。」

丹尼爾尤其愛上幼稚園的課,這天他教的是「big」跟「small」的概念,要小朋友在教室裡找一樣大的、一樣小的東西。連續上了四堂課,丹尼爾依舊興致勃勃,他赤腳在地上像青蛙一樣蹦跳,小朋友在寒冬裡,回報他歡悅的笑聲。



Don`t give up,一心燃起原住民小朋友求知欲



這一天,他還為五六年級講了個熊與貓捉魚的故事,他在白板寫著:「Don`t give up」(不要放棄),熊與貓捉魚,最後是耐心等待的熊抓到了魚,而偷懶的貓卻放棄了。他說:「你們Don`t give up,就可以學好英文,不要放棄!」

石磊國小,全校六年級只有四十六名學生,其中單親或隔代教養的孩子,占了四分之一,又有大約七名輕度智障及閱讀障礙的孩子,老師上課耗費非常多心力。

丹尼爾上課時,有些孩子認真聽講,也有些孩子毫不在乎地打打鬧鬧。但丹尼爾始終耐著性子,一遍又一遍地教他們「Don`t give up」,直到全班整齊地用腳在地板打拍子,嘴裡高喊著:「Don`t give up」「Don`t give up」「Don`t give up」直到它成為一首雄壯的歌曲。

丹尼爾說:「我知道台北有很多孩子,很會講英文,但這裡沒有這樣的(環境),即使他們學得不好,或上課吵鬧,我一點都不覺得frustrated(挫折)。」

有時候,他聽到小朋友的內心燃起一點求知的欲望,就覺得好高興,有的小朋友因為他們口中的「丹尼爾老師」,看到不一樣的世界,也許人生便產生很大的不同。

○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上午,竹北國小禮堂飄揚著英文老歌(美麗的星期天)輕快旋律。石磊國小的兩位五年級小朋友賴雯慧、黃郁婷正以宏亮的高音唱著:Ha ha ha beautiful Sunday(啊!啊!啊!美麗的星期天︶,This is my my my beautiful day(這是我美好的一天),When you say say say say that you love me(當你說出你愛我的時候),Oh oh my my my it`s a beautiful day(噢,天啊!真是美好的一天)

宛如天籟歌聲,征服評審的心,賴雯慧、黃郁婷蟬聯全縣國小英語歌唱比賽冠軍。

丹尼爾意外地被請上台頒獎,而且頒給自己教過英文的賴雯慧、黃郁婷。他說:「這真是快樂的一天!」

之前,她們兩位在石磊英文老師蘇婷玉及高文良主任的教導下,每天寫完作業,就到屋頂大聲練唱,唱到對面都聽得到為止。賴雯慧說:「丹尼爾老師教我們咬字、發音,我學到很多,他還給我信心。」

校長說,三年來,「我們也曾想過要送他什麼,但是他堅持什麼都不要,也許,他從我們的眼神中得到滿足。」



醫生警告不能再騎車,卻想騎到不能騎為止



這三年來,丹尼爾練就了一身修車的好功夫,到哪都隨身帶著補胎、打氣的工具。他的舊腳踏車,甚至因為不耐他長途跋涉,坐墊都磨成纖維狀,丹尼爾用膠布纏一纏,將就著騎。他說,這輛腳踏車不夠「厲害」,只騎一個月、往返山裡四次,輪軸就開始裂開。

如果輪軸都因承受不住鉸鏈的力量而擰裂,那他的膝蓋又得承受多少力量?

新年來臨之後的幾天,丹尼爾因為膝蓋痛得受不了,去看醫生。醫生警告他:「不能再騎車!」因為山路不僅毀了他的車子,也壞了他的膝蓋。他膝蓋軟骨受了暗傷,已經嚴重磨損了。丹尼爾有點失望地說:「我不想停止,我不知以後能不能再騎,現在我只有禱告,我希望一直騎,騎到不能騎為止。」

我搭搭他的肩膀,觸摸到他瘦而寬大的肩胛骨,大量的運動,他的肩膀沒有一絲贅肉。逆光看他,消瘦而清瞿的臉,有一種遺憾的神情,「我只能繼續到石磊教英文,live my life……。」他個子高,尋找答案似地仰頭看天,「我不曉得這要怎麼翻譯?」

這句話其實不需要翻譯,丹尼爾已用行動翻譯出來了。

丹尼爾說:「以前我是工程師,每天只用電腦,電腦從不讓人失望,我一直都非常開心,但快樂都是在中間……,」他用手比了一個水平線,「來到這裡,小朋友會讓我非常高興,偶爾也會覺得失望。以前我害怕面對恐懼,現在我可以面對恐懼,不再怕沒有希望,這裡的小朋友已經教了我很多,如果沒有來石磊,我不會grew up(長大),來這裡,我grew up很多。」

他這位原本國語不通的老外,來到英語不輪轉的原住民部落,相濡以沫,因為有心,這些山崩路毀的天險,都化為人間的祝福。

「我是一個很有福氣的人。」丹尼爾瞇起藍眼睛微微笑出來。

一如美國大詩人羅勃.佛洛斯特(Robert Frost)名詩(The Road Not Taken)(沒有走的路︶最後三句……Two roads diverged in a wood, and I(樹林裡有兩條岔路,而我)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我走了人跡較少的那一條)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因此有了完全不同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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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等待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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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舉辦什麼活動或寫企劃案時,只要有關兒童、青少年的,一定要寫的就是「紮根」、「培養」、「從小做起」,我必須承認,這些活動是很不討好的。

表面上辦得風光漂亮的案子,例如園遊會、訓練營,認真地仔細探究影響力、對教育、對兒童的好處,都是一時的。而像志工媽媽、說故事媽媽、課後輔導等,成果報告很難寫,因為很難量化、新聞稿也難寫,因為沒有新聞點,但它的成效是長期的,要到很久時間才看得出效果,就像文中的研究,要好幾年後才看得到發展的變化。

所以,每次辦這類活動時我都很迷惑。

不過,不管什麼樣的活動,都有它的刺激效果,即使是做表面文章的活動,對孩子們來說也是刺激,只是真的心存幫助的意念,什麼樣的活動都是有幫助的。

但,這些文章最好讓政府機關看,為了預算、為了政績,能夠馬上看到成果的才有選票、才會容易得到補助,真正百年樹人的,就像地下水道設施一樣,要花很多時間做,平常還看不到成績,選票拿不到,民意代表和政府當然不願意做。

只要是有益教育的,不管是一時的活動或長期的輔導,都是值得的投資,出國考察啦、花錢買外交啦、辦嘉年華會啦,這些就少一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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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時報

◎文/洪蘭(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



美國南加州大心理學的講座教授雷恩博士,日前在榮總做了一場「腦與暴力行」的演講,因為他是世界上,唯一掃描過四十一名殺人犯大腦的人,所以會場擠得滿滿的。



雷恩教授發現,殺人犯的腦果然不一樣,預謀形態的罪犯腦袋,跟我們正常人差不多。但是臨時起意,衝動型的,前腦就非常的不活化。



最令人驚訝的是,他報告了一個他在非洲模里西斯做的兒童健康計畫的成果。



他們給一百名三到五歲的孩子,「豐富」的生長環境,如額外的營養,像牛奶、魚肝油等,每天二個半小時額外的運動,及額外的活動如說故事給孩子聽、戶外教學,帶去參觀爸爸工作的工廠、磨坊、烘焙坊等。



等到這些孩子長到十一歲時,追蹤他們注意力的生理反應,如膚電反應及腦波(EEG),發現都比在一般家庭中,成長的一百名對照組孩子,好很多。



到他們十七歲及二十三歲時,再做這兩組孩子比對,發現在反社會行為上有大不同。



童年期這二年的特別照顧,發生了影響,他認為差別在於大腦的發展,尤其是海馬迴、胼胝體及額葉的眼眶皮質的部分,因為現在已知這些地方跟暴力行為有關。



他的演講跟我過去的想法一樣,看到了數據,也更令我憂心,因為前一天,我正好從新竹尖石鄉的部落小學演講回來,我看到了原住民教育的盲點,如果雷恩教授是對的,我們現在不改善,以後會付出社會成本。



這些孩子散居深山之中,上學往返費時,所以大部分孩子住校,有的學校住宿孩子高達90%,而且有的是從幼稚園就住校,看到小學一年級的學生,在搓洗自己的衣服,很是不捨。



部落小學的老師流動率很高。

有的學校高達百分之八十,教了一年便想請調回平地。

因為後山部落皆無公車,除非自己有車,不然困在山區,無法下山。



所有老師都很年輕,幾乎沒有老師超過三十歲,沒有結婚的老師,有時不知怎樣去帶孩子,尤其不是自己的孩子。



最嚴重的是隔代教養,年輕人都在平地討生活,孩子由祖父母帶。



看到幼稚園就住校的孩子,真是令人心酸。

一個還要媽媽抱抱的孩子,孤獨地坐在台階上望著夕陽,那個落寞的神情讓我腳步沈重,登不上要離去的車。



一個國家的錢,如果不用在教育上,一定用在監獄上。



雷恩教授的研究指出,大腦發展,與暴力行為及反社會行為的關係。



童年期只要二年的額外照顧,就可以避免以後很多的社會成本。



台灣不是沒有錢,但是沒有用對地方。

我們從公投的那四億元,或是支援馬其頓的三億美金就可以看出。



教育是百年大計,不能要求立竿見影,馬上見效,它是潛移默化,教化心靈的過程。



教育也不是蓋學校、買設備,它最重要的是人,是人的那顆熱忱的心。



對「人」我有信心,因為這一次我們一起上山的,有數位麗林國小很有經驗的老師,她們放棄休假上山做義工。

也有義工媽媽,跟我們上去講故事、教勞作,甚至有義工媽媽,為了準備教材做到手指起繭。



我沒有信心的是政府,因為急功近利只看數字的人,會失去人性的柔軟度。



我沒有想到部落老師的偏遠加給是依山高來畫分,多少千公尺多少錢,而不是依距離平地的遠近;因此我看到深山裡面的小學老師,因為學校蓋在谷底而不是山頭,一個月少領一千元的津貼。



看到每年跨年晚會或嘉年華會,一次幾百萬的造勢大手筆,為什麼不把這些錢,用來補貼公共汽車,讓部落的人,有交通工具可以下山呢?



也許你不一定有空,但至少請幫幫忙,將文章轉寄出去。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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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到礦坑去訪問時,發現坑道隔不遠處就會掛著一個裝金絲雀的籠子,問了礦工,才知道金絲雀是用來檢測瓦斯的。



由於金絲雀對瓦斯敏感,只要有一點點瓦斯,就會躁動不安,驚慌叫喊,因為牠叫聲宏量,可以提醒坑內人注意,萬一看到金絲雀倒地不起,就要準備逃生了。



那美麗可人、啼聲嘹量的金絲雀,不知道曾多少次犧牲自己的命,救出礦坑裡的人呢!



前些年在電視新聞裡,看到日本警方搜索奧姆真理教的總部,每一個小隊都帶著一隻金絲雀,用來檢測毒氣,又想起從前在礦坑的情景,感到「眾生」正是「共生」與我們一起存活生長,只是很多人不能同理瞭解。



不只是金絲雀,台灣農政單位養了許多果蠅,用來檢測蔬果殘留農藥,即使在農藥驗劑非常科學化的今天,果蠅依然是最方便、最經濟、最準確的檢測方法。



存在於世間的眾生,不論大小、形貌、好壞,都有生存於地球的權利,也各有不同的功能,都應得到人的尊重。



如果以佛教「眾生平等,皆有佛性」、「有情無情,同圓種智」的觀點,我們和眾生的佛性更本無別,只是形貌上不斷地轉換,那些有情有義的「畜牲」與無情無義的「人面」會在某一個時空中轉換面貌,只可惜,很少能這樣深沉的思維!



白老鼠也罷,果蠅、金絲雀也好,這些實驗動物與人共生,並不一定非以人道觀點估量,畢竟,在地球上,以人為思考才符合人性,但千萬記著:感恩這些動物與人共生的因緣,一如在喜瑪拉雅山不強求當地提供素食一般,都因為人的慈悲思考。人性不是已吃甚麼來區分好壞,而在於所行所為是否符合地球最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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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大為我們的生活帶來方便,隨時找得到人,也表示隨時被人找到,尤其當大哥大絕大多數用於公事聯絡時,每次電話一響就會讓我神經緊張,尤其是在假日時,一聽到電話聲就會煩躁,更別提當你在享受電影,音樂會或表演時,被各種惱人的手機鈴聲干擾。

現在的生活,好像缺乏手機就沒有安全感,打手機找人或被找時,若沒有接,變成一種過錯。

以前,沒有手機時,日子一樣過,詐騙更少,接到銀行電話行銷也少,當然,更不會在忙時,接到打錯電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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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的強力促銷、商品推陳出新,現在沒有手機的人,快成為絕種動物了。據一項調查顯示,十六歲以上青少年,幾乎八成都有手機,有人甚至擁有多個手機和門號,多到自己都忘了有幾個的地步,連台北市的小學生也人手一機,家長樂觀其成,以為這樣才方便調查行蹤。

十年前開始流行趨勢預報,但是幾乎沒有任何靈敏的「趨勢預言家」預言到這種情況。五年前,只有有錢人才付得起手機費用,有特權的人才能快速申請到門號配額,現在,有了預付卡,連門號都可以用完就丟,「一元手機」到處都是。

任何現象與物質都沒有絕對好與壞,都是使用者的品德左右它的好與壞。

日本的行動電話系統,獨樹一格,一到這個國家,幾乎只有在該國購買的手機與門號才能接收到訊號。這一次我一個人抽空到日本自助旅行,為了方便,本來想辦一支手機。後來發現,在日本用手機並不是那麼方便。為什麼呢?

因為日本人已經開始全體動員,遵守手機使用道德了。

坐新幹線,可以很明顯的在車廂中看到許多標記,我坐的車廂除了禁煙,也有請大家不要使用手機的警訊。日本有許多到處洽公的上班族,他們必須靠手機隨時報告行蹤或掌握客戶,既不能關機,又不好開機,怎麼辦呢?

以坐我旁邊的中年男子為例吧。他把手機開成震動式,一接到電話,還沒來得及低聲「摩西摩西」,就對我低頭作揖,好像做錯了事一樣,接著就快步跑到車廂與車廂的連接處,兩個小時的車程中,他像一隻忙碌的螞蟻一樣謙卑的跑來跑去,然後索性就沒有回來了,我想,他實在很怕打擾到本車廂的乘客。

這種手機美德,和我們在台灣看到的狀況真有天壤之別啊。任何的一種鈴聲,都可能打擾到一個快要進入夢鄉的人。但是,在我們的火車中,平均三到五分鐘,就可以聽到亙耳的鈴聲,自從手機如此流行之後,大概沒有人可以利用坐火車的時間,好好閉目養神吧,除非他的神經比水管還要粗。



這是手機的錯嗎?不,當然是使用者的問題。



我發現在日本不須辦手機,因為能接收的地方很少,幾乎只有在大馬路上。而在大馬路上,國際電話並不難找。不只是在乘坐火車的時候會看到不許用手機的警語,日本的一般餐廳多半也禁用手機,很少聽到手機此起彼落的尖叫,就算要接電話,也絕對不會聽到有人以高亢的聲音說:「聽不清楚,喂、喂,大聲一點‧‧‧。」更不會有人用手機聊天,把陌生人都當成關係人,因為周遭的人都關心他的談話內容般的高談闊論。

表演場所或集會地點更不用說了。這些場所為了防止有人忘了關手機,都會裝設反接收器,根本別想在廳堂內收到電話。

而我們呢?所有從事表演藝術或演講或當老師的朋友,都有相同的困擾,他們總被不時響起的鈴聲打斷了情緒,就算是事先宣佈,請關機,總還是會有「痞子」犯規,有時正演到傷心處,鈴聲劃破寂靜,大家真是「情何以堪」,有人還屢勸不聽,好像急著提醒大家,我有手機喔。

痞子,可是有男有女。有一回我與朋友聽某教授愛樂講座,後排有個女士,根本就沒在聽講,不斷的把電話給所有的朋友:「喂,我在誠品聽愛樂講座哦。」她講了幾遍之後,我的朋友忍不住了,對她說:「妳可不可以不要妨礙大家的聽覺?」她才住嘴。

對於這樣的人,我十分不能理解,然而類似情事常常發生。有一回,電視錄影錄到一半,現場有位年輕觀眾的手機響了,中斷了錄影,主持人愕然,他還大方接電話,一點也不怕眾目睽睽。我真的不懂,他是在什麼樣的教育下長大的。



只有尊重別人,人家才會尊重你。



還好每次看電影的時候,都會有某家電信公司提醒人們:關機是一種美德。我為他們的商業良心喝采,那無疑是最有用的廣告,說出了大多數觀眾的心聲。手機的鈴聲透露的不只是「有人在找妳」,其實更說明了「有人會看妳」,牽涉到一個人的修養與品性。一個完全不怕鈴聲打擾到別人的人,暗示著他也不怕成為打壞一鍋粥的老鼠屎。

一個懂得不妨礙他人自由的人,對自己的手機會有警覺性和自制力。

我很想建議年輕女孩,端看男孩如何對待手機鈴聲,就可以判斷他會不會尊重妳。人性有它「一以貫之」的地方,不會尊重他人、不顧慮到他人存在的人,不會真的尊重妳。說要為妳摘星星,不過在哄妳呢。

據最新公布的資料顯示:台灣的行動電話門號已超過一千七百萬個,以台灣兩千三百萬人口來說,持機率是亞洲第一,相信在全世界也應名列前茅。當然持機率愈高,代表這個國家在物質生活上愈優越,但這就表示這個國家愈文明嗎?

在台灣,行動電話的使用已接近氾濫,除了法律規定不得在飛機上及開車時打電話外,電影院、音樂廳、餐廳、會議場所、演講會中,隨時可以聽見電話響。這種文明社會所不能接受的粗魯行為,在台灣卻早已見怪不怪。



是總統打來的吧?



無視旁人外賓側目不久前,在公車車廂上看到某家行動電話業者打出的廣告竟然是「教室變成聊天室」,藉以宣揚該種手機可以在上課時供學生私下傳遞訊息之用;我一直「誤」以為教室是用來聽老師授課的。身為禮賓司長,我看到太多因行動電話使用不當,而在外賓面前失禮的例子。

五二零就職大典時,陳總統接受某國總統的祝賀,雙方交談時,我外交部某陪同官員的手機突然大響,雖然馬上關機,但兩位總統的談話因此遭到干擾,外國總統還特別轉頭看看是誰的手機。

今年三月時,布吉納法索總統龔保雷來華訪問,陳總統特別在高雄舉辦國宴以示歡迎。國宴中,兩位總統分別致詞時,居然都聽到行動電話的響聲。

日前呂副總統設宴款待一位來訪的外國貴賓,就座後,呂副總統首先介紹我國陪客,剛介紹到我們一位極資深官員時,他面前的大哥大突然響起,這位官員不但沒有立即關機,反而拿起來就講話,同時站起來邊講電話邊走了出去,讓在座的中外貴賓個個目瞪口呆。

坐在我一旁,他們的禮賓官靠過來,消遣我說:「一定是你們總統打來!」(不然誰敢在副總統宴會桌上接電話)

在一次歡迎外國總統的軍禮典禮上,我國元首正在致詞,一位參加典禮的我國高官的行動電話卻在此時響起。同樣的,他不但沒有馬上關機,還打開來說了幾句話,讓在場的訪賓及駐華使節人人側目。



這在台灣正常嗎?



總統演講照打不誤數年前美國幾位剛卸任的部長級官員到外交部,與當時的胡志強部長舉行工作午餐,席間一位民意代表的大哥大響了四次,每次都因為他講電話而中斷了會議的進行,坐我身邊的外賓忍不住問我:「這在台灣正常嗎?」

另一次則是,美國前總統卡特來訪發表演說,演說開始,一位市議員姍姍來遲,跨過一排人坐到我旁邊的空位,不久手中行動電話響了,她低下頭開始講話,旁邊的來賓實在忍無可忍,紛紛用手指戳她,要她閉嘴。

去年底薩爾瓦多共和國總統佛洛雷斯來華正式訪問,並安排前往立法院發表演講,那天立法院來了約二分之一的委員。在佛洛雷斯總統短短三十分鐘,包括翻譯時間在內的演講中,雖然絕大多數在場的委員都專心聽講,但還是有委員遲到、早退、聊天,更有人雙手高舉著報紙看報,不過最不可思議的是,演講中委員們的行動電話響了二十多次,這還不包括振動式來電以及打出去的電話。那一天佛洛雷斯總統在台上演講時,隨時都有二至三位立委在講大哥大。

我們李總統的「太平之旅」,陳總統的「鴻祥之旅」、「睦誼之旅」,都去了中南美洲及非洲,並在這些友邦的國會發表演說,包括薩爾瓦多共和國在內。這些國家的國會都以最隆重的儀式接待我們的兩位總統,當我們的總統在台上發表演講時,每一個國會議堂都是滿座,每一位議員都非常專注的聆聽演講,沒有任何議員遲到、早退、交談,更不用說打大哥大了。

再看英美等國家,他們的國會殿堂都有悠久的傳統,根本就不准議員帶大哥大進入議場內。文明境界差得遠!



注意關機 基本禮貌



今年春節時,我父親因心肌梗塞不幸逝世,依家母願望,先在殯儀館辦了一個簡單的基督教儀式。牧師在講道時,竟然有手機響了,雖然馬上關機,但傷害已造成。

第二天家父的追思禮拜開始前,我請牧師先上台要求來賓關機。一個文明的社會,在這種場合難道還要喪家出面提出這種要求嗎?即使如此,在禮拜進行中仍然聽見了手機響。

大哥大的普及為我們帶來了方便,提高了生活水準,但並沒有使我們的社會更文明,反而凸顯了我們的自私及對周邊人事的冷漠。每一個文明社會都有一套日常生活的準則,在西方社會俗稱Common sense(常理),應用到使用大哥大,即是能夠知道通話的禮貌及何時該關機為宜。是的,我們是一個政治自由、經濟發達的先進國家,但在生活教育方面尚待改進。李前總統登輝先生當年所提倡的「心靈改革」,就是希望締造一個關懷他人、讓精神與物質文明能均衡發展的祥和社會。可是單從台灣手機濫用的情況看來,我們離那個境界還差得很遠。

我常被問到:什麼是大哥大的使用禮貌?其實很簡單,就像為人處事的基本道理一樣,在方便自己時,不要忽略了身邊他人的權益---請注意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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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隻狐狸,在路上閒逛時,眼前忽然出現一個很大的葡萄園,果實纍纍, 每顆葡萄看起來都很可口, 讓牠垂涎欲滴。

葡萄園的四周圍著鐵欄杆,狐狸想從欄杆的縫隙鑽進園內,卻因身體太胖了, 鑽不過去。於是狐狸決定減肥,讓自己瘦下來。

牠在園外餓了三天三夜後, 果然變苗條了,真是皇天不負苦心人, 終於順利鑽進葡萄園內。狐狸在園內大快朵頤. 葡萄真是又甜又香啊!

不知吃了多久,牠終於心滿意足了。

但當牠想溜出園外時,卻發現自己又因為吃得太胖而鑽不出欄杆,於是只好又在園內餓了三天三夜,瘦得跟原先一樣時,才順利地鑽出園外.回到外面世界的狐狸, 看著園內的葡萄,不禁感嘆::空著肚子進去,又空著肚子出來,真是白忙一場啊!

我起初也以為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人孑然一身來到這世界,又孑然一身的離開這個世界,到頭來還不是白忙一場!

呵,這個講故事的人卻說,看問題要看重點。

這個故事跟人生一樣,重點是在中間的部份:你看,狐狸在葡萄園內吃得多麼快樂啊!

“即使生命是一場空,也要空得很充實,縱然人生是白忙一場,也要忙得很快樂。”即使在這慌亂的年代裡,心又將起起落落,尤其在這疫情的恐慌中,無論你的心情好壞與否,日子還 是得好好的過;休息一下、聽一聽優美的旋律,讓心中的快樂飛舞起來......。

祝福我的朋友,天天都能收到幸福,更祝福我親愛的朋友,都能夜夜有好夢、身體都健健康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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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

殘心  作者:不詳

  從前有個和尚到一戶農家去誦經,有個小孩在地上爬,手還拿著一個盛飯的鏟子在地上鏟來鏟去,孩子的母親過來把孩子抱了起來,隨手將小孩手中的飯鏟丟進飯鍋?和尚將經誦完,這位母親請他吃飯,和尚心想,地上的灰塵那麼多,小孩還拿飯鏟在地上鏟過,和尚實在不想吃這些飯,就謊稱有事,回寺去了,過了幾天,和尚又來這農家誦經,這位母親端出熱騰騰的甜酒釀來,和尚覺得味道很好,一連吃了好幾碗,等吃完了酒釀,孩子的母親笑著說:上一次真不好意思,你連飯都沒吃就回寺了,當時還剩下很多飯,我就將飯做成了一些甜酒釀,今天看你吃了這麼多,我真的很高興!

  一位中國禪師和一位日本禪師一起乘船渡過瀨過瀨戶內海,日本禪師說:日本的海水多麼清澈,使人想起山中湖邊那些美麗的山葵花啊!

  中國禪師笑著說:日本海的水果然清澈,可惜,這水如果再混濁一點就更好了!日本禪師聽了很驚訝的說:為什麼呢?中國禪師平靜的說:清澈的水,只能長出山葵花,如果混濁一點,就能長出更美麗的白蓮花!

  茶道名師出雲松江說:紅葉落下時,會浮在水面;那些不落的,反而沉入江底。人的一生,不是每個日子是好日子,惟有能接受壞日子的『殘心』,才更能體會出人生的真諦!

   上天給予人一份困難時,也給予人一份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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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貞岑



 立法院最近三讀通過「安寧緩和醫療條例」,臨終病人可依個人意願,選擇緩和性醫療的尊嚴死亡。

 推動國內安寧緩和醫療不遺餘力的趙可式博士(成大護理系副教授),當場高興得落下淚來。

 「病人終於可以不要受苦,病人終於可以有善終的可能,病人終於可以有自主權了,」52歲的趙可式,在法案通過的感恩茶會中,鬆了一口氣說。

 為了讓病人可以平安尊嚴地走完人生最後一段路,為了提倡「善終」概念,為了提倡身心靈完整照顧的安寧緩和醫療,趙可式努力了十多年。

 當每個人都想生命的美好與希望時,這位女士卻跟人談死。一年上百場演講,說如何好死,怎麼善終,臨終時怎麼可以不受苦。

 「她這輩子就是為了推廣安寧緩和醫療,真的是沿門托缽在做,」推動法案通過,也是趙可式好友的江綺雯立委說。

 她記得有回陪趙可式穿梭在不知名的巷弄間一個下午,就只為了找一個打電話向她求助的患者。

 為什麼對於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死亡,趙可式卻可以坦然面對,並且矢志終身為臨終患者服務?

及早面對死亡

 因為,她早早便面對了死亡,開始質疑人生與死亡的意義,埋下日後走上安寧緩和醫療的伏筆。

 15歲時,趙可式因腦神經纖維瘤休學住院,開刀前,姊姊帶來平時難得吃到的巧克力和蘋果,小小年紀的她敏感察覺到死亡這件事,於是,她把寫給爸爸、媽媽的遺囑藏在枕頭套裡,還慎重其事地囑附姊姊,萬一有意外,「先抖一抖枕頭套」。

 趙可式脖子上腦瘤開刀的疤痕尚未痊癒時,母親卻過世了。不准哭、不許問,醫護人員粗暴地把母親的遺體丟在不鏽鋼的台車上,站在冰冷的太平間裡,她開始質疑,生命的意義在哪裡。

 從來沒有人教過她死亡,面對喪母傷痛,她問姊姊,問神父,哭倒在修女的懷裡。

 最後,她選擇從事最接近生死的護理,透過天主教信仰、書籍、護理訓練,她以為可以對生死有所體悟。

 台大護理系畢業後,趙可式成為修女,在修道院8年,並且從事居家護理工作。但是,因為護理工作無法配合修道院的門禁時間,病人隨時有需要,卻不能過去幫忙,她的良心開始掙扎,最後選擇入世離開。

 從主教到神父,所有的人都支持她。到現在,趙可式的生活一如修道院時簡單平實,現在還有主教叫她「趙修女」。

 然而,在榮總當副護理長期間發生的兩件事,卻讓她誓言走上臨終照護的路,終身不改。

 首先是父親的過世。

 86歲的老父親,是曾為國家立下汗馬功勞的國民黨元老大將軍,卻因為慢性阻塞性肺疾併發肺炎,加上年歲已長,沒有一家醫院願意收容住院。

 唯一肯收的榮民分院在鄉下,「那真是個人間煉獄,」趙可式說,她看到的景象使她天天以淚洗面,一個病房裡十幾二十人,大夜班的護士一來,拿張躺椅就睡,直到早上起來,一個個去看哪個病人斷氣。

 35歲的趙可式於是帶著爸爸坐救護車,一家醫院換過一家醫院,像踢皮球一樣被拒絕,最後還是託關係才在台大醫院找了張病床。

 然後,是24小時的徹夜看顧,連續五個半月,趙可式親自幫父親抽痰、拍背、翻身、餵食,當年笑她「大學畢業還去當高級下女」的父親朋友,紛紛改口誇讚「還好有女兒做護士」,甚至有人乾脆叫自己國中畢業的女兒直接念護校。

 父親在臨終時瘦到29公斤,但因為照顧得當,身上皮膚完好如初。可是對趙可式來說,像是一場夢魘。「天啊,臨終病人還要受多少苦?」她問自己。

 其次,病人接二連三因受不了病痛折磨自殺,以及醫護人員做急救,病人痛苦萬分,卻只為了家屬看了安心,她看了為之茫然。

 醫師跟癌末病人說:「還有希望,你一定會好起來。」而事實上,大家都知道病人已經病入膏肓。

 她覺得很挫折,只能看病人痛苦卻幫不上忙,她認為醫療的本質應該不是這樣。

 全人的照顧,應該包括照顧病人的最後一程平安,為什麼做不到?

 於是她看書,找到「hospice(安寧緩和醫療)」,她知道,這將會是她一生要做的事。

 40歲,她決定出國進修。她到美國唸書,取得安寧緩和醫療博士學位,她覺得還不夠,於是存錢到英國,到世界安寧緩和醫療發起人桑德斯醫師所創辦的聖克里斯朵夫安寧院去學習。回來後與康泰基金會、安寧照顧基金會一群志同道合的醫師、護士、社工人員等,推動安寧緩和醫療,並在成大醫學院授課。

安寧緩和醫療在台灣起步

 慈祥的面容,甜美而溫柔的聲音,頷首微笑,趙可式總有一種安定人的力量。

 「她就是有辦法讓病人相信她,像親人一樣,」榮總大德病房護理長林瓊玲說。 趙可式初次跟病患見面,便可以用病患的「頻率」跟他們溝通,每個病人在她心中都像寶貝一樣。

 「她對病人毫不保留,」康泰基金會執行長陳良娟記得,趙可式剛回國時配大哥大,只為了病人可以隨時找到她,「病人隨時會走(死亡),我一定要隨時回答,」她說。

 她24小時ON CALL(待命),半夜病人叫她,她就去,陳良娟擔心趙老師安危,還特別情商認識的計程車司機做義工。

 「她不正常,正常人都會想到自己,趙老師卻從來沒考慮到她自己,」陳良娟說。

 年輕時的腦瘤,後遺症使趙可式經常會暈眩,而且一累就發作,甚至會嘔吐。「她學過針灸,就給自己札一針,然後又急急跑去看病人,」陳良娟搖搖頭說,趙老師就是這樣把自己身體搞壞了。

 心疼數落她,趙可式卻笑嘻嘻地說:「我是五一勞動節生的,一輩子勞碌命。」

 不同於大多數護理系教授只教書寫論文,趙可式每年寒暑假帶領學生的床邊教學,連臨床經驗豐富的護理長林瓊玲自嘆弗如:「趙老師可以把所學的理論、知識、態度、技巧全用在病人身上,讓人佩服。」

 趙可式堅持終身臨床照顧病人,「護士做一輩子,」她說。

 卻有人批評她「不學無術」,拿博士學位回來,論文也不發表,也不升等,是不是要在成功大學做「萬年副教授」?

 「真的沒有時間啊,」趙可式說,要上課、要親自去做臨床工作,還要訂定安寧緩和醫療的相關條例,她恨不得一天有48小時。

 不過,她對於教學嚴謹、認真,也贏得學生的佩服。

 醫學生的病房實習課程裡,趙可式要學生躺在床上,體會當病人的感覺,「你現在想像你在一片安靜的森林裡,有好多漂亮的花……」趙可式坐在病人身邊,側身握著學生的手,緩緩地按摩可以放鬆的穴道,一邊柔聲唸出想像的情境。

 有一次,一位肺癌末期的女病人,緊緊地抓著氧氣管不放,不管氧氣開多大,她都覺得不舒服,無法入眠。趙可式運用上述的方法,不到15分鐘,女病人便沉沉睡去,她掉下眼淚說:「我們要求的就是這個。」

 不求長生不老,但求平安舒適,末期患者的心願,趙可式很清楚。

 她更是個要求嚴格的人。不允許出錯,只因為她認為事關生死,不得馬虎。

 病房裡護士去打針,病人家屬常會問:「你是不是趙老師的學生?」如果她說:「是」,病人就很放心。學生抱怨她太嚴厲時,病人家屬卻說:「老師,我支持你,不然我們不放心。」

 護理長林瓊玲也舉雙手贊成趙可式的不絲毫苟且:「病人一路走來這麼辛苦,又脆弱,當然要細心照顧。」

 然而,真誠不掩飾的率真性格,也使她倍受爭議,容易得罪人。

 她很清楚不假以詞色的嚴厲批評跟堅持,難免給人不好相處的感覺。「我知道自己太極端、太直,我的毛病就在這裡。那就是我要背著一輩子走的十字架,」她笑笑說:「很麻煩對不對?」

 可是,她卻很願意接近病人,靠近病人,且很容易感動。

 「揀人家不要做的,做人家做不來的。」當年,趙可式跟一群奉獻基督生活團的醫生朋友們,創立「康泰基金會」、辦診所,在當年沒有健保給付,缺乏醫療資源的情況下,以低廉的價格,為需要的病患做服務。

 所有的醫生不僅義務幫忙,還抽出自己的薪水,捐獻工具器械,小診所裡附有心理衛生、內科等,還舉辦定期的座談,增進民眾健康知識。

 另外,她主動到病人家中照顧,翻身、洗澡、止痛,讓受痛苦折磨的癌症末病人,也有很好的生活品質。

超過300個臨終病患,曾接受過她的居家照護。

 從無到有,短短10年,從馬偕的安寧病房到20家醫院提供安寧緩和醫療服務,26個居家護理服務單位,5個推廣的基金會及學會,「安寧緩合醫療條例」今年通過,以及公元2001年的亞太地區緩和醫療會議即將在國內舉行。

 儘管台灣的安寧緩和醫療才剛起步,但趙可式認為,台灣的安寧緩和療護,至少已上軌道,「即使現在必須瞑目,我也沒有遺憾,」她雙手合十,平靜而安詳的微笑著。

 52歲,未婚,趙可式不再問生命為何創造,生命的意義在哪裡,因為,她已經讓生命自己覺得,活出了意義。

*   *   *

Q:是什麼樣的原因,讓你走上安寧緩和醫療這條路?

A:我母親去世的那一幕,我始終沒有辦法忘記。母親是半夜3點,在台北一個醫學中心過世的。我是家裡的老么,自己剛開完刀沒多久,感情比較脆弱,母親去世時我就在旁邊哭得很傷心。因為家裡窮,住在6個人的三等病房,所以大夜班的護士一進來就很兇的罵我,「噓,你會吵到別人你知不知道?現在是半夜!」

 當時媽媽身上插了很多管子,大概有七、八條,我印象很深,護士小姐把媽媽的鼻胃管拔掉之後,血就從媽媽的鼻子流出來,護士胡亂地用衛生紙一擦,然後用白布把我媽媽的頭蓋起來。

 那時我很害怕,又忍著不敢哭,我心想媽媽的鼻子還在流血啊,我很想把白布掀開,去幫媽媽擦血。可是不敢,怕護士小姐罵,哥哥姊姊在一旁也慌了,因為家裡從來沒有經驗過這種事。

 後來,太平間的人來了,護士小姐就問太平間的工人說:「老李啊,今天太平間生意好不好?」老李說:「不賴,6個!」我都還記得他臉上的表情。然後兩個人一人抓頭,一人抓腳,「啪」一下把媽媽摔在不鏽鋼屍體車上,送往太平間。

 我們被罵得不敢出聲,默默地跟著太平間工人走到太平間。太平間裡一把椅子也沒有,幾個屍體躺在那裡,還有冰櫃,很陰暗,很冷,又是半夜,風一直吹,一群人站在母親後面,也不知道該做什麼事。

 那個經驗實在太壞了,為什麼人死了就像一條狗一樣?長這麼大,從來沒有人教我死亡是什麼,有人辦喪事,媽媽就帶我繞道走,我就是在這樣一個完全沒有死亡教育的背景長大。

 我不懂,為何護士可以這樣麻木不仁?於是我想學醫學、護理,看看這是怎麼一回事。當年,黃崑巖教授的一句話讓我印象深刻:「我們中華民族不是禮儀之邦嗎?可是我在醫院,看到我們醫院的人對待病人的死亡,對待遺體,我覺得我們是一個野蠻民族。」

 於是回國後,我開始推動遺體護理。並且到處演講,希望有所改變。像現在林口長庚醫院就規定,太平間工人一定要穿制服;搬動病人時則要說:「某某某先生對不起,幫你換一個床。」死亡可以這麼漂亮



Q:唸護理帶給你什麼樣的啟發?

A:我覺得任何一個行業都不及護士經歷那麼多的人生現實。

  在唸大學護理系這幾年,我的宗教信仰、人生哲學跟護理開始整合。我唸護理系時很辛苦,每次上課就會想一些哲學的問題。

 我跟恩師鄭神父學存在主義,到不同科別去實習,雖然有這麼多生命的經驗,可是我還是不懂什麼叫臨終照顧。

 解剖課考試,前一天我去學校複習,醫學系學生剛好下課在收東西,我看到一個醫學系三年級的男生,拿了一個男性遺體的心臟,拋給一個女生說,「I love you with his heart!」全部的人笑鬧起來,我當場呆掉。

 人家奉獻遺體教我們學習解剖生理,我們竟如此對待?這是基本態度的問題,你怎麼期待他將來做醫師的時候會尊重人?

 一直到1980年,我到榮總做副護理長,我發現每一個病房都有臨終病人或癌症病人,病危時,他們的病歷卡上會有一個小小的紅點,但大家都不喜歡照顧。一般醫院還有個習俗,如果哪位護士的患者過世,要吃豬腳麵線去去霉運。

 1980~1983年我在多個重症病房服務,每天都會吃到豬腳麵線。那時,前後有8個病人自殺,都是癌症末期。有一個肺癌病人,自殺前一天還告訴我,他每一個呼吸都像上吊一樣痛苦。第二天他到空房間上吊自殺,抽屜一個小紙片寫著「長痛不如短痛」。我們的教育裡面,不管醫師,護士也好,從來沒有人告訴我們什麼是死亡。

 醫生曾宣誓盡一切力量救活病人。但是,人一定會死,所以死亡變成是醫療的失敗,變成我們沒法面對。病人面對一大堆的管子與藥物,但他還是痛苦。

 我非常挫敗,不知該怎麼照顧這些病人,可是也沒人可以教我。我去找護理界前輩余玉眉教授,她就說:「你那麼老了,還要什麼人教你,你自己去學。」我看一些文獻上有HOSPICE(安寧緩和醫療)這個字,於是找姊姊幫我在國外買書,一口氣看完,我知道這東西是我要追尋的。

 後來,「康泰基金會」成立,我就過去服務,開始收案做居家護理,與「康泰」的醫師們合作,他們開處方,我就去家裡照顧這些癌症末期的病人。

 可是很多東西我不會。病人很痛,我不知道如何止痛,我看書知道很多法寶可以用,像嗎啡,但台灣不大會用,美國可以一次用到1000毫克以上的劑量,真是不可思議。

 我打定主意去學東西,1989年我到英國才真正見識到什麼是安寧緩和醫療,我真的是被他們感動,人可以死得這麼漂亮。我在台灣從沒有看過的。

 那是一位罹患乳癌,快80歲的老太太,我跟一個護士一起幫她洗澡,老太太躺在超音波水療床上很舒服,我們還幫她洗頭吹頭,老太太沒有幾根頭髮,卻說要上捲子。護士說:「好」,老太太還要求往內翹,往外翹,要瀏海,我們就照她的方式,拿出捲子幫她捲好。

 老太太身體泡好擦乾,護士又打開櫃子,拿出一盤各式各樣的香水,「昨天我用這種,今天我要用這個,不錯,」老太太自己噴香水,十分滿意。

 換好衣服,護士問她:「滿意嗎?」她就拿著鏡子看說:「很滿意,可是我的腳太醜了。」這下真考倒我了,沒想到那個二十多歲的年輕小護士,拿了一盤各式各樣的指甲油,讓老太太選了一個銀紅色的指甲油,我幫她擦。

 擦好以後,她好高興,好得意:「I am a lovely old lady(我是個可愛的老太太)!」那時是午餐時間,她說:「好舒服,我想睡覺,午餐先留著。」然後她跟我說:「再見。」等我伺候其他病人吃飯回來,她已經在睡夢中過世了,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死亡可以這麼美。

 醫生、護士大家一起唱聖歌,一點都不可怕。我很好奇,問其他病友的感覺,一位老奶奶說,她看到老太太這樣,突然什麼恐懼也沒有,就像一本書要做結束,最後是一個圓滿的句點。



安寧緩和醫療不是等死

Q:在推廣安寧緩和醫療的過程中,你個人覺得最大的挫折是什麼?

A:很多人對安寧緩和醫療不了解,比方認為安寧緩和醫療就是「等死」。安寧緩和醫療是希望生死兩相安,但不是坐在那裡等就會兩相安,身心靈要平安沒有這麼容易,身體有痛苦,怎麼會平安?

 要做很多事才會平安,光是身體的平安就很不容易。老百姓不了解,我覺得對我來說理所當然,這是新的東西,需要宣導。但挫折最大的來源是來自醫界,醫界有他的驕傲。他覺得他是主任,是醫生,哪會有什麼不懂,可是他真的不懂。

 比如我們有個病人得了肺癌來找我,她說:「我怕痛,怕喘,你們安寧病房有沒有辦法?」我說:「有,但你現在還早,到那時再來安寧病房找我,我們再來想辦法。」

 後來她的情況走下坡,開始喘,癌症轉移到兩邊的鎖骨、肋骨,她跟醫生說想去住安寧病房,那位醫生說:「那地方只是多一點護士陪你聊聊天,你現在這麼喘,沒有力氣去陪他們聊天。」

 病人信以為真,打電話問我可不可叫護士不要陪他聊天。

 那個醫生還是很有聲望的醫生呢!

 這些人造成很大的阻礙,他們覺得安寧緩和醫療是雕蟲小技,結果會阻礙了醫學的進步。

 而且醫學院教育及醫院的在職教育裡,根本沒有癌症末期症狀控制這個主題。倒是護理界常做為教育訓練的課題。



Q:你在大學時候,曾寫了一篇批評醫師隱瞞病情的文章?

A:是大三升大四的時候,我只是個實習護生,碰到一個從屏東上來的肝癌病人,醫生開刀後發現癌症已經轉移,所以原封不動縫了起來,然後告訴病人說:「你都好了。」

 我看到那個病人一個人在房間很寂寞,我就拿自己的收音機給他聽,他說:「趙小姐你真好,我死了以後還會感謝你,」我嚇一跳,問他怎麼會這麼想,他說,摸到肚子原本的腫瘤沒變,可能是不好的病。病人說:「可是醫師不說,叫我不要亂想。」

 我想,病人的孩子還小,有很多事要交代,就跑去問醫生。醫生說:「騙病人一百次就變成真的了,如果他不相信我,可以出院。」

 那時我是小護生對大醫生,我很生氣,一路哭著從醫院跑回宿舍,然後就用「可可」的筆名投稿。以後每星期醫學院都有人回應。到現在30多年了,常常有主任級的醫師碰到我就是一句:「你就是當年的可可啊!」



Q:不過隱瞞病情的問題,現在還是很常見?

A:所以我在醫學院裡上「病情告知」的課,科技不斷進步,但醫學人文的進步還是太慢。

受不了病人受苦



Q:如何判斷病人何時需要安寧緩和醫療的介入?

A:當病情不斷走下坡,且病人有身心痛苦需要緩解時,安寧緩和醫療就可以慢慢介入。比方說症狀緩解、心靈撫慰等生活品質之提昇措施。

 不是要不要接受治療,而是平衡利弊得失之後如何治療。要是得了癌症,完全不治療,那很痛苦。比如像腸癌不開刀、不做化療,腫瘤會長大,腸子會堵塞,很痛苦。

 不要以為癌症末期時不治療,擺在那裡就會好死。而是看怎麼樣治療,病人受的痛苦最少。

 醫生應該對病人分析,如果癌症完全不治療,會怎樣進展與惡化;開刀會怎樣,其他各種治療需經何種過程。要把各種情況、利弊得失說清楚,最後的自主權,也應該還給病人。

 而且,如果我保證你可以多活半年,不痛苦,病人跟家人都會很珍惜。

 兩個月前病房有個病人去世,她五十多歲,結婚30年,我們就問她先生:「你要不要幫她畫眉毛?」因為她眉毛很稀,她先生把她畫得一高一低,護士洗掉,讓他重畫,他一邊畫一邊哭,因為他第一次幫太太畫眉毛還是跟她度蜜月的時候,現在是第二次幫她畫。然後,擦口紅。穿上病人最喜歡的旗袍,真是美。

現代人很重視生活品質,更注意善終、要尊嚴這件事。



Q:你覺得支持你的動力是什麼?

A:是病人。我常常問自己,幹嘛要這麼累,從1月1日工作到12月31日,從早上7點工作到晚上12點。

 但當我看到病人等,我就受不了,我就覺得還有人莫名其妙的吃那麼多苦,還有人在受一些不必要的罪。明明他的痛苦是很容易就可解決的,可是他的醫院、醫生護士都沒有辦法。藥在那裡,方法在那裡,卻不知道該怎麼用。

 有一陣子我覺得自己有精神病,有一點強迫症,我可以休息,可以過一個輕鬆的生活,可是我看到這邊病人在痛,那邊病人被插了滿身管子,我就覺得沒法休息。

 當「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二讀沒有過的時候,我在立法院樓上玻璃後面,下面會場在吵,主席說:「不讀了,解散。」我好難過,眼睛閉著,前面就像放電影一樣,一個個病人就這樣閃過去。

 病人肋骨被壓斷、肝臟被壓碎,我們每個人都會做急救,有的病人去世前已經簽署病理解剖書,他斷氣後,我們把他的肝臟拿出來,那肝臟都碎掉了。



修人生的PHD

Q:學生都說你很嚴格?

A:我絕對承認,而且我也不要改。因為病人生命健康交在我們手裡,一絲一毫的疏忽,都會造成別人的創傷。我們做人,最後面對的是良心。我的學生告訴我:「老師你好嚴格,如果我爸爸媽媽生病,我只有把他們交給你才放心,可是現在我受不了你。」

 我曾動搖過,我問自己為什麼要做惡人,對別人嚴格,他也苦,我也苦。學習是你的事,教育是我的事,我盡我的責任就好,你學不學是你的事,大家皆大歡喜。我為什麼要拚了老命,你也生氣,我也生氣。可是我祈禱之後,面對自己的良心,我知道這是應該的。

 我對敬業的人特別尊敬。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本分,你可以湊數,交差了事;何必耗了那麼多時間?但是你的生命意義就在這裡,你要活出來。



Q:你自己如何看生死?

A:生死對我來說,沒有一點害怕,而且我隨時ready(準備好),像921那天被搖醒,第一個念頭是,地震好厲害,第二個念頭就是,喔,我遺囑立好了,我所有的事情也都準備好了,我的生命沒有遺憾,沒有悔恨。好,繼續睡。我覺得那是一個試金石,死亡對我來說沒有一絲恐懼,隨時就緒。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在修人生的PHD。所謂P,就是persistent,做事情有沒有毅力、堅持、決心。

 第二就是humility,要謙虛,其實做所有的事,不過是盡本分而已,我教書是盡我的本分,沒什麼好誇耀。

 第三是devotion,就是對工作有熱情。那種奉獻、熱情,別人可以體會到。這就是人生一輩子要修的。



Q:宗教信仰對你的意義是什麼?

A:我覺得我的宗教信仰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事情。生命很短,一定要過得有意義,而且要過得自己很滿意。

 一天工作很累,我常常會有這種渴望,趕快靜下來,回到天主面前,好好的跟祂在一起,跟祂去守一段時間,像守一個最親愛的人。

 我獨自在美國六年半,非常輕鬆自在,人家問我會不會孤獨,我說:「哪裡會?讀書很快樂,讀完書我還有天主。」

 回來台灣後有這麼多好朋友,也是天上掉下來的。我覺得我到這個年齡,還可以交到這麼多好朋友,很幸福。



Q:你覺得上天給你最大的恩典是?

A:第一當然是生命,生命是這麼寶貴的東西,尤其是我看這麼多病人,為了求生,真的是吃盡千辛萬苦,只為了要有一口氣。

有生命,真的要感恩。

 第二是信仰。這是第二大恩典,我也曾經懷疑自己何必要費那麼多心在安寧緩和醫療,但這就是天主給我的生命,也是使命。我沒有辦法因為自己的疲倦、別人的批評而改變自己。信仰讓我生命中有愛,有愛就不匱乏。

 第三個恩典是學了護理。我覺得護理的路很廣,是個很美的培養過程,讓我體驗到人間的美善。

 我記得作家朱西甯先生在病中曾經告訴我說:「如果上帝給我的使命還沒有了的時候,他還會讓我活在人間;

 如果給我在人間的使命已結束,那就是我回去的時候。」他活得那麼自在,因為他認為這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

 我現在的生活很開心,有朋友,有書,上帝給的使命也正在進行,每天,我都覺得很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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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英



有一個女孩,沒考上大學,被安排在本村的小學教書。由於講不清數學題,不到一週被學生轟下台。母親為她擦了擦眼淚,安慰說,滿肚子的東西,有人倒得出來,有人倒不出來,沒必要為這個傷心,也許有更適合你的事情等著你去做。後來,她又隨本村的夥伴一起外出打工。不幸的是,她又被老闆轟了回來,原因是剪裁衣服的時候,手腳太慢了,品質也過不了關。母親對女兒說,手腳總是有快有慢,別人已經幹了很多年了,而你一直在念書,怎麼快得了?



女兒先後當過紡織工,幹過市場管理員,做過會計,但無一例外,都半途而廢。然而每次女兒沮喪回來時,母親總安慰她,從沒有抱怨。



三十歲時,女兒憑著一點語言天賦,做了聾啞學校的輔導員。後來,她又開辦了一家殘障學校,再後來,她在許多城市開辦了殘障人用品連鎖店,她已經是一個擁有幾千萬資產的老闆了。



有一天,功成名就的女兒湊到已經年邁的母親面前,她想得到一個一直以來想知道的答案。那就是前些年她連連失敗,自己都覺得前途渺茫的時候,是什麼原因讓母親對她那麼有信心呢?母親的回答樸素而簡單,她說,一塊地,不適合種麥子,可以試試種豆子;豆子也長不好的話,可以種瓜果;瓜果也不濟的話,撒上一些蕎麥種子一定能開花,因為一塊地,總有一粒種子適合它,也終會有屬於它的一片收成。



聽完母親的話,女兒落淚了,她明白了,實際上,母親恆久而不絕的信念和愛,就是一粒堅韌的種子;她的奇蹟,就是這粒種子執著而生長出的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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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大師不是擁有最多學生的人,而是協助最多人成為大師的人;真正領袖不是擁有最多追隨者的人,而是協助最多人成為領袖的人。

 這一生不在於『你超越多少人』,而是你協助多少人不斷超越自己。

 未來成功的新典範:不在你贏過多少人。

 分享是一種成就。

 「從上海到倫敦怎麼去才好玩?」這是上海一家電器公司的有獎徵答題目。第一特獎是四十吋彩色電視機。參與這個活動的情況異常熱烈,書信有如雪片一般地飛來。

 競逐者來至全國各地,其中不乏教授、大學生、上班族甚至家庭主婦等,答案是無所不包,創意是無奇不有。

 決選的結果出乎意表:由一個小學生雀屏中選。他的答案很簡單:「跟好朋友一起去最好玩。」

 的確,誠如評審給於一致的評價:分享的快樂,遠勝過獨自的擁有。

 從前瑞典有一個人名叫諾貝爾。他在讀小學的時候,成績一直名列班上的第二名,第一名總是由一個名為柏濟的同學所獲得。

 有一次,柏濟意外地生了一場大病,無法上學而請了長假。有人私下為諾貝爾感到高興說:「柏濟生病了,以後的第一名就非你莫屬了!」

 諾貝爾並不因此而沾沾自喜,反而將其在校所學,作成完整的筆記,寄給因病無法上學的柏濟。到了學期末了,柏濟的成績還是維持第一名,諾貝爾則依舊名列第二名。

 諾貝爾長大之後,成為一個卓越的化學家,最後更發明了火藥而成為鉅富。當他死後,並將他所有的財產全部捐出,設立了知名的諾貝爾獎。每年用這個基金的孳息,獎勵在國際上對於物理、化學、生理、醫學、文學、經濟及致力於人類和平有所貢獻的人。

 因為諾貝爾的開闊心胸與樂於分享的偉大情操,他不但創造了偉大的事業,也留下了後人對他的永遠懷念與追思。最後在歷史上,大家都認識考第二名的諾貝爾,但鮮少人知道,永遠考試第一名的柏濟啊!

 從諾貝爾的故事中,我們獲得一個深沉的感受,諾貝爾的成功,絕非只靠他的聰明才智而已,更重要的是他的心胸氣度與分享的態度。

 真所謂:「格局決定結局、態度決定高度」是也!

 人猿泰山為什麼被稱為森林之王呢?

 論力氣,它比不過大象;比速度,它比不過獅子與老虎;比靈敏,猴子有過之而無不及。泰山之所以在森林稱王,不是依賴武力與體力,他靠的是關係!

 他和每種動物交朋友,關心他們也照顧他們,所以大家都喜歡他。

 所以,當泰山有急難時,大叫一聲:「喔耶喔!」每隻動物都出來,樂意幫忙他。

 泰山的叢林法則,其實也可以運用到現實的社會中,我們可以發現,真正成功的人,絕不只靠自身的實力,其實他更懂得整合人際資源,進而創造更多價值。

 我們能夠去了解可運用的資源,去發展良好的關係。一旦整合發揮,人人都會叫你第一名喔!

 未來成功的新典範:不在你贏過多少人,而在於你幫過多少人。你幫過的人愈多,服務的地方愈廣,那你成功的機會就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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